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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开放后，编纂地方志在各地兴起。1980年4月，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提出，地方志的编纂是迫切需要的工作。同年10月，在中国地方史研究会筹备会议上，与会代表呼吁在中央和各省、市、自治区以至县级政府机关中设置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，赋予组织领导编纂地方志的行政权力。

针对台“党产会”向中广追罚一事，国民党也质疑称，若按“党产会”针对中广所作行政处分而言，台综院是否也该一并处理？为何“党产会”至今仍未就台综院召开过听证会？国民党质问，目前适逢2020选举，“党产会”此时将中广列为国民党附随组织并追罚价金，其最终目的不就是为了让赵少康有所顾忌，从而消灭所有反对蔡当局的声音，确保民进党再度连任吗？国民党痛批，“党产会”打着“正义”的旗号，但其三年多来的一切作为，只是民进党当局用来清算对手的工具，如同民进党的辅选机构。

另外，消费率逐渐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逐渐下降，也就是老龄化程度上升。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，“净消费”人口的比例就会上升。这意味着，我国消费率上升，以及存款增速下降，可能是一种趋势性的现象。被动的消费率上升是难以持续的，当人们感受到收支压力时，就会减缓追赶消费升级的步伐；而借债消费者的长期消费能力也是受到削弱的。老龄化导致的消费率上升，则是以经济减速为代价的。

设计这样一个工作节奏和时间管理方式很类似在高速公路开车，“你需要保持一个均匀的高速，然后时不时的，你需要加速一下，再回到之前均匀的高速。”你要避免过度频繁的加速减速。就像一辆车，如果一直都是高速前进，只是偶尔需要超车再减速一下，这对与一辆车的损耗是很低的，会保持在一个健康的车况。但是如果一辆车过度频繁的突然加速减速，会对这辆车带来巨大损耗，不用多久车就可能垮掉。

“金融副省长”这一近几年来频频提及的“热词”与新角色，很显然被赋予了太多的含义与期许，让人好奇的是：除了被贴上的金融标签外，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类人，还具备哪些非常人并不具备的要素与特点，其成长路径以及使命与同类政府官员又有何异同……补缺重用

存款增速下降意味着经济和金融结构在调整，但人们对这种现象却主要表现出担忧的情绪。这首先是因为，消费率上升、储蓄率下降在一定意义上是被动的，而不是居民的主动选择。为了跟上消费升级的步伐，人们维持着消费支出的增长，一部分人甚至借债消费，各种消费金融渗入人们的生活。比消费更大的支出是购房，房价的上涨使人们需要付出更多的首付和月供，存款就少了。当然，购房并不计为最终消费，与消费率的上升没有直接关系。